在前几次的推文中，报道了李太生教授在《中华医学会第九次全国艾滋病、丙型肝 炎学术会议》上“HIV-1 DNA 定量检测在艾滋病筛查和疗效评估中的应用研究”所做的重磅主题发言后，众多的A友们都炸开锅，表示这么世界前沿的研究，出现在中国，中国的科学家太了不起了。但也有好多A友们不明觉厉，希望能够给大家具体解读一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希望呢？

      有幸，小海越洋直接采访到了正在爱尔兰作国际学术报告的王通教授，他正是李太生教授当天发言的大会主持人，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深度解读。

访谈内容

问：王教授，据我们所知，您从博士后研究开始，就一直专注于HIV领域，可谓是见证了世界HIV研究领域不断发展的过程，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关心领域和问题。

王：是的，我2006-2008年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在神经艾滋病领域工作，2008-2010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主要开展HIV病毒学与免疫学方向的研究。结束这两次博士后训练后，我就回国并专注重大传染病和癌症的极早期诊断和疗效评估领域的研究和开发。

问：李太生教授这次的发言很了不起，感觉在治疗上给了大家很多实实在在的希望。

王：是的，这是一个可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研究，首先这是一个目前国际上最大规模的，利用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超过十年的时间建立的最完整和样本量最多的艾滋病慢性感染治疗队列。

再者，首次实现了病毒储存库的精确评价的重大临床问题。在过去，低拷贝量HIV DNA水平检测精度还不如误差大。太生教授报道了解决HIV-1 DNA的微量精准检测的问题。

第三，明确地提出来，在开始治疗前，外周血总HIV-1 DNA的水平和CD4阳性T细胞两个参数，就可预测远期疗效，预判患者在接受1年半以上治疗后，是否有望达到简化治疗的水平。目前认为评价储存库的唯一可行的临床指标正是外周血总HIV-1 DNA，这样有效地解决了在目前有效治疗情况下，感染者普遍HIV-1 RNA测不到，缺乏有效指引指标的困惑。HIV-1 DNA指标的提出，为进一步有效治疗提供了一个前进探索的方向。

问：这个HIV-1 DNA指标比较新啊，以前没太听过DNA检测！

王：其实国际上对HIV-1 DNA指标的研究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因为HIV无法治愈的根源，正是那些整合在长寿细胞中的HIV-1 DNA，也叫做HIV-1的病毒储存库。目前的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无法触及这些DNA，HIV-1 RNA病毒载量非常容易被药物控制，但是，一旦停药，部分HIV-1 DNA就会再活化，快速生产出大量HIV病毒，也就是我们说的病毒反弹。

举个例子来说，外周血的很多记忆性T细胞在整合HIV-1 DNA后，还可以存活几十年。

问：原来HIV-1 DNA检测这么有意义啊，那为什么以往的研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呢？

王：正如太生教授所讲，原来的方法不够简单，不够精准，多数都是实验室自建的方法，样本队列小，互相之间还难于比较。

在较低检测水平下，检测方法所造成的误差远远大于病毒储存库产生的变化，令病毒储存库因治疗而产生的变化值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也就很难产生有说服力的研究数据来推动临床研究的进展。

而太生教授所使用的海力特试剂盒已经经过了ＮＩＨ（美国国家卫生院）验证，并在他的研究中测试了几万例样品，结论是其在精确度上有了重大突破，又实现了产业化，操作上简单、规范。

这个非常重要，达到工业标准的产品化的HIV DNA检测试剂是国家重大需求，是我国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重要内容。太生教授的应用研究必将引领储存库评价在艾滋病检测临床治疗的广泛使用。

问：李太生教授提出来，可有效预测在接受了2年的抑制性高效抗病毒药物治疗后，能够成功抑制HIV-1 RNA并将HIV病毒库减少至极低水平的概率。这个具体对感染者意味着什么呢？

王：意味着最大的节约，对感染者时间、金钱、健康的节约，对国家医疗资源最大的节约。

就是说，在感染者已经确认开始治疗前，进行HIV　ＤＮＡ和CD４的检测，可以比较好地预测出使用国家一线免费治疗药物，治疗成功的有效性。也就意味着，如果有效性不高，及早更换药物，不会浪费两年时间，花了国家和自己大量金钱，更摧毁了身体健康。

如果有效性很好，即使经济条件非常好，也没有必要去吃自费药物，为未来避免耐药，有更多治疗方案可以选择留下了空间。

因此，正准备上药治疗的感染者，建议进行HIV　ＤＮＡ和CD４的检测，这个模型是可以比较方便地计算出良好治疗的概率的。

问：如果感染者，已经上药了，还可以用这个做预测吗？

王：根据现有结果如果上药了，就应该持续监测药物是否能把HIV-1 DNA控制在100拷贝/百万细胞，在持续达到这个水平2年后，符合简化治疗的就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减药。

现有这个模型的建立本身是基于上药前的人群。但我们还在持续研究中，未来会有更多的预测模型出来，针对不同阶段的人群。因此，更早、更全面地知晓自己的身体指标，包括HIV DNA和CD4，对未来的治疗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另，如果是刚刚上药三个月以内的人员，DNA的值通常还没有很大的波动，可以考虑补测一个作为参考基线。

问：如果感染者，已经持续病毒载量测不出来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治疗良好，甚至可以考虑停药了呢？

王：正好太生教授讲到一个临床实例：有一个服药20年的感染者，病载持续测不出来，但停药3个月即发生病毒反弹。说明，只要有活化的病毒储存库存在，病毒反弹就是高发概率。

虽然目前还不能完全判断出活化的病毒储存库，但大量的研究显示，HIV-1 DNA处于较低水平，是良好治疗的重要判断指标，要达到类似于VISCONTI队列中，总HIV-1 DNA含量均低于100拷贝/百万细胞的水平，才有可能考虑减药、甚至停药的可能性。

因此，RNA下降的过程中，也应检测DNA的下降，印证病毒储存库是否有效降低。在RNA已经较低，甚至测不出来的时候，DNA是非常有效的检测指标，能够继续指导治疗。

问：李太生教授提出来，在治疗前拥有高CD4细胞的基线值，且在治疗后其总HIV-1 DNA水平低于100拷贝/百万外周血单核细胞、HIV-1 RNA水平在2年内持续低于200拷贝/毫升，那么就可以考虑让患者简化治疗。这个提法的意义是什么？

王：提出这个简化治疗的意义非常大了，也只有李太生教授这样高水平、又具有开创精神的一线专家才敢于提出来。正是无数顶尖专家的探索，推动了HIV治疗的突破，利国利民。

太生教授谈到，简化治疗，可以考虑从目前的三联药减为两联药，甚至单药，意味着从感染者自身来说，更少的药，意味着服用更方便，毒副作用更小，对身体损伤更少。对国家来说，意味着节约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且医疗资源节约后，又可能推动更多的药物进入国家免费治疗目录中，形成更好的治疗效果。

问：从太生教授这项重磅的研究中，我们对未来中国的HIV治疗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王：有了太生教授这样的大队列研究，表明中国的HIV临床研究走在世界领先的地位。接下来，我相信太生教授还不断会有新的重磅研究出来。

新的检测手段的出现，就像一柄利器，让中国的各种前沿探索走得更快。包括分析性停药在内，我们也在进行各种全新的尝试。

HIV DNA水平较低的感染者，从有效治疗-简化治疗-分析性停药-功能性治愈，是一个在临床医生指导下，可以不断优化治疗的过程。

现在艾滋病患者预后越来越好，只要遵从医嘱，提高依从性，在中国众多的科学家和临床专家的帮助下，相信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联合国2030群体性功能性治愈的宏伟目标。